书名:《我的父辈》 作者:张黎明 关键字:书摘 传奇 功臣 回忆 将帅 事迹 伟人 我的父辈 凡是采用压缩包（RAR格式）的电子书，下载全部的压缩包后进行解压！不要重命名，否则会提示文件破损，切记！如果您的阅读器不能打开电子书，请更新、升级或者下载 HMP推荐阅读软件： 点击下载： PDF格式阅读器    PDG格式阅读器

内容摘要：　　本书以革命后辈的口吻，讲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开国元勋、开国将帅、开国功臣的生动事迹，本书的主题是说家事、谈家风，作者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讲述父辈们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突出他们坚定信念、言传身教、刚正不阿、勤政廉洁、教育家属、与百姓及下属同甘共苦的趣闻轶事和高尚情操。 　　故事感人，情节生动，许多细节鲜为人知，真情实感催人泪下，加之传奇经历、沉浮悲欢、跌宕起伏的人生戏剧，读罢令人感慨万千。这批革命前辈虽然权重位高，但他们的物质生活却极其简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那么的充实、富有。

内容:

　　朱敏

　　可以说，我的生命是伴随着爹爹朱德革命的脚步一路走来。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即将迎来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位八十三岁的高龄老人了。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老，许多往事都淡出我的记忆，但爹爹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是女儿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14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爹爹，他是那样敦厚慈祥

　　1926年4月，我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爹爹正好四十岁，为了纪念他四十岁得一女儿，特地给我起了“四旬”这个乳名。不久，爹爹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从此，走上了艰苦漫长的武装革命的征程。1927年的夏天，我的姨妈万里迢迢从四川成都赶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从母亲手中接过刚满一岁正在患病的我。

　　从我记事起，身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直到1940年10月，周恩来伯伯派人把我从成都老家接到延安。那天，我们乘坐的马车来到杨家岭的山坡下，只见一位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的中年男人，匆匆跑下山坡。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伸出一双大手把我抱了下来。原来，他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爹爹！

　　坐在窑洞暖烘烘的土炕上，我才仔细端详爹爹的模样。他是个大胡子，浓黑的眉毛、坚毅的眼神、宽宽的鼻翼、向后微微收紧的嘴角，很是威严英武。可是与他交谈起来，他又是那样慈祥可亲。爹爹有许多军务在身，不能整天陪着我，只有晚上能坐在炕上和我说一会儿话。他数落着我婴儿时的趣事，还饶有兴致地问了我在成都老家的生活。

　　真没想到，来到延安仅两个月，和爹爹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没有几天，我将又一次告别爹爹，踏上通往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

　　从气候宜人的四川盆地，来到寒风刺骨的莫斯科大平原，我幼年时落下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四个月，我就与二十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起，到明斯克参加夏令营疗养。就在到达宿营地的当天夜里，苏德战争爆发了。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把明斯克紧紧地包围了。我们不幸落入德国侵略者的魔掌。陪伴我的是痛苦深重的地狱生活。在斯大林保卫战胜利的那天，我又成了希特勒“卐”字旗下的一名小囚徒，被关进德国集中营。

　　自从在延安见到爹爹，我的心中就像拨亮了一盏明灯。我只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在德国集中营拍下的那张照片的背面，我用中文字写下了心中的期盼：“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在指挥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同时，爹爹也常常思念万里之外的女儿。我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了一封信寄往莫斯科。他在信中嘱咐我：“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不想，这封家书因邮路不通原封不动地退回延安。康克清妈妈焦急地向爹爹提议，是不是通过延安电台向苏联方面打听一下女儿的下落？然而，装在爹爹心中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他心绪平静地对康妈妈说：“现在中国和苏联都在残酷的战争中，我怎么能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呢？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1946年初，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后，我终于回到莫斯科。在卫国战争期间，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也没能正常上课，大部分时间在为前线服务，也耽误了不少功课。我和他们的差距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遥远，只要我肯吃苦，就一定能赶上。1949年暑期，我读完苏联十年制的学习课程，考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终于可以回国看望阔别九年的爹爹了。

　　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我的殷切期望

　　在战争年代，目睹了许多孤儿的悲惨遭遇后，我萌发了报考教育专业的念头。特别是当我观看了记录苏联人民教育家马卡连柯辉煌成就的影片后，立下了坚定志向。

　　1953年，我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刚回到祖国，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两个月的产假刚满，爹爹就催促我去上班。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由于教学经验不足，我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爹爹充满关爱地对我说：“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啦！”

　　爹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正是爹爹的鼓励和严格要求，注定了我勤勉重教的一生。每当我看到学生们带着知识，走上祖国的建设岗位，我感到非常欣慰，也从事业的进取中得到人生最大的快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已是古稀之年的爹爹退居二线。他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二十多年中，除台湾、西藏、宁夏外，他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从风沙扑面的茫茫草原，到青山绿水的锦绣江南；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旁，在钻机隆隆的采煤巷道，在大庆油田的井架边，在大寨布满梯田的山冈上，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山间课堂，在鄂温克族牧民的帐篷里……到处都留下他的朴实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每次视察回来，爹爹都认真给中央写调查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爹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从不居功自傲，真心实意地做人民的公仆。特别是到了晚年，爹爹更加珍惜时间，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有的伯伯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我能做的事就应该努力去做，这样可以分担毛主席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1975年1月，爹爹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用以鞭策自己，激励后人。

　　爹爹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他常说：“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半点闪失！”1976年6月21日，爹爹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他像往常一样提前二十多分钟等候在会见大厅。因为会见时间推迟，爹爹没有得到通知，在开放冷气的房间里等候了近一个小时。九十高龄的爹爹由此引发感冒，又转为并发症，仅仅两周时间，就离开了我们。

　　1986年，我离休了。怎样过好晚年生活，继续发挥余热？一天，康妈妈和我聊天时谈道：“这几年部队整编，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回到地方。这些复转军人为保卫祖国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回到地方后，怎样才能更快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康妈妈的一席话使我很受启发。我与几位老同志商量，决定创办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

　　办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办公设备，没有教师……十几年中，我又因乳腺癌和股骨头骨折置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因糖尿病形成白内障，使我的眼睛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我与老伴儿刘铮，联合几位老同志白手起家，自己凑钱、凑桌椅板凳，四处聘请教师，寻找校舍与教学设备，经过不懈的努力，学校真的办起来了。我们不仅创办了针对不同层次、多学科、有完整教学体制的学院，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二十多所分校和辅导站。十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八万多名合格的毕业生。这些学员既有当兵的素质，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爹爹言传身教是留给我和孩子们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爹爹身为共和国的元帅，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穿的衬衫、裤子、袜子，许多都打了补丁还舍不得丢弃。他吃的饭菜十分简单，以素菜为主，有时只吃点自己腌制的泡菜。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爹爹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爹爹不止一次对我和孩子们讲：“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直到他临终以前，还谆谆嘱咐我们“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我的大孩子刘建初中毕业。他热情很高，一定要和同学们去黑龙江农场插队。我却有些不放心。周围许多人也很不理解地问刘建：“你爷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孩子征求爹爹的意见时，他老人家非常支持：“中国是个农业国，七亿人口中，六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老人家支持刘建到广阔天地里首先上好第一课。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养猪。十六岁的他，挑不动猪食，经常把又酸又臭的泔水洒在身上。他泄气地给家里写信，说是想调回北京。爹爹知道后，提笔给他回信，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说来也巧，当时我爱人刘铮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也当了“猪倌”。爹爹听说后很高兴，让他们父子来一个竞赛，看谁的猪养得肥，养得壮，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就是爹爹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带着我的孩子们到京郊农村去走走。那天，爹爹既没有通知中央警卫局，也不带警卫车，他们爷孙一起乘上一辆普通的小轿车便轻装出发了。在田埂边，爹爹席地而坐，很随意地与正在干活儿的老乡攀谈。他问老乡： 每亩收多少麦子？多少交给国家？多少是自己的口粮？北京郊区的农民见多识广，听着爹爹浓重的四川口音，看着他笑容可掬的神情，有的老乡似乎看出了什么，打趣地说：“我怎么看您老长得像朱总司令啊？”爹爹酣畅、爽朗的笑声至今还回响在孩子们的耳边。

　　当兵的经历对青年人的成长同样是非常必要的一课。刘建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锻炼了两年后，又去部队当兵。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的五个儿子先后到部队当兵，分散在天南地北。

　　早在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中，爹爹就是靖国军少将旅长，三十八年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有一位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时，曾问过爹爹：“朱德元帅，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爹爹的回答竟如此简单：“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这位外国记者不由得肃然起敬，并发表文章称赞中国的朱德元帅完美的人格。“一个合格的老兵”也成了我和孩子们人生的座右铭。

　　作为朱德的女儿，我时刻感到对社会、对家庭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特别是孩子们与朱德元帅的特殊关系，很容易滋长优越感和特殊化。在这方面，我和老伴儿刘铮一刻没有放松警惕。长期以来，我们用“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的模范行动影响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