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阳县凤阳县相距千里，一个在山西太行山，一个在安徽淮河边。“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是普及大寨县的样板，一个是以讨饭闻名的“叫花子”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关系不大的两个县。

我长期搞农村报道，对农村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对陈永贵和大寨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1964年年初，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我听过；2月10日发表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宋沙荫和范银怀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在编辑过程中，我参加了讨论。大寨遭灾后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的确十分感人，周恩来当时给予高度评价是正确的。

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8个月后，万里主政安徽，在中国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社会主义农业处于走投无路的历史转折关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而凤阳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进典型。根据万里的建议，这年9月我被新华社委派为常驻安徽记者，在万里直接领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并参与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我有幸跟随万里参加了这场的大变革的实践，了解它的由来与发展。

这两种不同的典型，代表着我国农村改革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凤阳大包干

凤阳是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试点县。

凤阳，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有人说，历史上这个县出现过两个“皇帝”，统一了中国：一个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了中国；一个是这个县农民在农村改革中创造的“大包干”，“统一”了中国。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大包干”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凤阳农民首创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中国农民经历了整整30年的坎坷历程，付出了沉重代价，闯出的一条新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1月凤阳解放，农民分得了土地，农业生产开始出现转机。到1955年，这个32万人口的县，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9900多万斤，上升到2．6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00多斤，7年的时间，基本解决了凤阳人民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

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在一次比一次更“左”的思想影响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凤阳成为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这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购销相抵，还倒吃国家粮食4亿斤。合作化以来，国家向凤阳发放的贷款和投资，总金额1.36亿元，但是，到1978年统计，生产队固定资产总值只有1879万元，集体经济不但成了“空壳”，而且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债务包袱。另外，在这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救济钱粮数字如此巨大，仍然解决不了凤阳人民的温饱问题，大批的凤阳农民，依然是年年外流。“身背花鼓走四方”，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型”乞丐。每到冬春季节，他们身带党员介绍信，怀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50岁出头，农民出身的陈庭元，是凤阳新中国成立后第十四任县委书记，1977年12月初才到凤阳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