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阿娜

　　36岁的阿娜是黑龙江哈尔滨阿什河街道南城村卫生室医生，在乡村医生这条路上，她已经走了15年。

　　阿娜的丈夫也在卫生室工作，夫妻俩都拥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2005年，为提高基层医疗卫生人才专业水平，黑龙江省教育厅与卫生厅联合启动乡村医生培养工作，两年后，阿娜和丈夫双双报名省“村村大学生计划”，由政府出学费，分别到牡丹江医学院和齐齐哈尔医学院读了3年大专，成为乡村医生中尚不多见的高学历人才。“那会琢磨着年轻嘛，还应该多学点东西”。

　　学成归来的阿娜夫妻深得乡亲们的信任，每年诊所都有近万人次的门诊量，夫妻俩成为了父老乡亲心目中的名医。

　　试点的心酸

　　“相比起2010年我们卫生室10万的年收入，2011年，卫生室年收入只有3万，今年情况可能会更差。”阿娜说，“实施基药制度以来，补贴一分没有，公共卫生经费，更是一年多都没见踪影，这样下去，真的要喝西北风去了。”

　　阿娜所在地是黑龙江基层医疗改革的试点地区，早在去年年底就曾听说村卫生室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推行药品零差价销售。今年5月1日阿娜所在卫生室正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谈及近半年来最大的变化，阿娜感叹。

　　阿娜介绍，去年上半年还没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时候，政府组织乡村医生进过一批基本药物。“我一看药价，当时就懵了。原来我们自己卖9块钱的三精口服液，基药进价就是12块5。太贵了，根本卖不出去。”提起基药制度正式实施之后的补偿，阿娜说道：“现在是村医自己先垫药钱，有文件说后期新农合会报销，可问题是我这里实施基药这么久了，到现在也没有补偿，而且垫付的药钱也还没报销。”

　　当地政策文件中规定，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后，村医收入主要由基药补贴+一般诊疗费+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购成，“卫生院刚给我们开完会，说一般诊疗费按实际服务人口数包年拨款，一年10块，很多地方都按诊疗次数计，我们这一年服务一个人就10块钱，看一次病看十次病都是10块，村医的劳动价值根本没有得到足够体现”， 阿娜说。

　　近年来，阿娜的卫生室诊疗人数流失严重， “新农合报销政策有些不合理的地方，在很多方面没有照顾到村医”，阿娜解释道，“新农合报销政策规定，村卫生室报销60元封顶，可卫生院可报销85%，6万元封顶，高额的报销比例，再加上乡镇卫生院配送给我们的基药种数不全，价格还高，所以乡亲们现在大病小病都往卫生院跑了。”。

　　飘忽的未来

　　当年近万人次的就诊量，如今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村医不能卖药赚钱，村民还大量流向卫生院。阿娜说自己这几年来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是有病人来了就看病，现在，要承担各种公共卫生服务，建百姓健康档案、量血压、测体重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填填表，弄个假的交上去，也没人会问，可我不愿这么干。我们村有3000来号人，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作为村医，医疗水平提上去了，工作量加大了，挣得却比以前少太多，上面领导却连怨言都不许有，‘不愿干就走人’，这是一个上级的原话，你说多让人心寒！”阿娜语气有点忿然。

    如今阿娜的卫生室是自己一个人在经营，跟她一样有着“大学生村医”身份的丈夫，在去年就已经不再当村医，而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打起了工。“去大学读书之前得签合同，承诺毕业后在家乡要干满5年。我们当时本来就打算回村里好好发展。别说5年，就是50年也可以。”阿娜说，“但是现在感觉很迷茫。”

　　阿娜家里73岁的公公也是老一代村医，“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上面就让他退了，退了就退了吧，年纪也大了。可是，当了一辈子村医，到老了也没个说法，公公为村里百姓的健康事业奉献了一辈子，如今患上慢性病，一个月药费千余元，退下来后没有任何保障。难道，这就是我的将来？”阿娜若有所思。

　　这样一个群体

　　阿娜这样的村医不止一个。

　　新浪微博上某健康机构为村医群体打造了一个社交平台--村医工作站（类似于村医协会）。站长李同强，是黑龙江双城市双城镇建城村建华卫生室村医，他介绍说，村医工作站现在已经汇聚了几百名村医，都是全国各地处境艰难的村医们。笔者也曾在QQ上接收到一位安徽村医发来的一份“2012年乡村医生收入调查问卷”，问卷显示，实施基药制度以前两年（2009、2010），该村医全年收入5－6万元，月均5000元，而2011年，自己所有的收入，只有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贴的1.3万元。

　　李同强介绍，经常会有村医给他发来私信或是打来电话，诉说自己的困境。村医们提到，医改前，他们自主购药售药，加上服务收费、中医药技术、公卫费等等，一年收入5万以上是很常见的，而医改后，村医的收入全是国家补贴，补贴发放不及时，甚至经常不到位，基本药物要让村医自己垫钱负担，让很多村医对新农合购药抵触情绪严重。“若是真正实行乡村一体化到位，村医与乡医同工同酬，村卫生室的建设维护都由财政来兜底，补助按时到位，村医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同强说。

　　李同强分析，村医目前困境主要有几方面诱因。一是新农合政策不合理，卫生室与卫生院报销比例悬殊，致使卫生室病人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基本药物药品进价高、种类少，问题频出。此外，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的关系厘不清，村医的补贴要靠乡镇卫生院下发，中间克扣，拖延，村医工作价值得不到体现，以致村医怨声载道。

　　后记

　　36岁的阿娜已经当了15年的村医，同强的医龄也有12年，正是这些在基层医疗领域默默奉献的村医们，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织就了坚实的网底。而如今，医改政策设计上的欠缺考虑，让这个群体走到了生存边缘。其实村医们要的并不多，正像阿娜说的”我们也不贪心，既然国家要把我们纳入体制内，就要保证我们的生存，不求大富大贵，能让日子过得下去就行，做了十几年的村医，心里热爱这个职业，热爱这些村民，如果不是逼到绝路上，谁也不想走。“截稿前，我收到阿娜的消息，说自己所在”市卫生局组织村医开会，卫生局长说了补助发放标准和执行情况，卫生局已经把补助分2次拨到卫生院了。“至于为何还未分配到自己，其中原因阿娜也是讳莫如深。但即便如此，得到卫生局补助按照季度发放的承诺，阿娜高兴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