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如果在疾病防治技术上没有新的进步，在临床疗效上没有新的提高，在维护和增进人们健康上没有新的作为，就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1月11日闭幕的2012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直指中医药科研症结，并要求“必须勇敢面对”。

　　1月11日，在本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中，多位与会厅局长、专家表示，要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研究、评价方法及标准规范体系等科技支撑，让中医药在医改进入深水区后显示应有的价值。 

　　

保大病要用效果“说话”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此次会议开幕式上提出，卫生系统将在今年年底前，在全国1/3左右的新农合统筹地区，将儿童白血病、肺癌、1型糖尿病等20种重大疾病纳入大病救治保障范围，而中医药应该在此发挥疗效和价格上的独特优势。

　　

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刘保延教授深表赞同：“传统临床研究往往是以新药研发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的临床研究，但现在看来，新药创制只是临床研究的一小部分。更为重要的，也是中医药必须立足的，是利用临床的实际数据进行‘效果比较研究’，例如什么疾病采用中医治疗有优势，什么时机用，中西医如何配合等。”

　　刘保延说，完成上述研究，有赖于看好每一位病人、规范化地收集数据，以电子病历系统、结构化病历为技术支撑的平台建设以及国家级数据中心。目前，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研发的临床科研共享系统已经在全国七八家医疗机构中应用，在脑卒中、糖尿病、冠心病等领域已收集病历近10万个。下一阶段，中医科研机构应该先从20种重大疾病中，挑选中医药有优势的特色病种切入，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出的16家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为核心力量，把中医、西医、中西医等领域的全国力量有机整合，实现优势互补，最终形成以大病病种为核心的研究平台。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唐旭东介绍，目前该院已经探索建立了慢性肾小球肾病等近百个专题专病门诊，将中国中医科学院对于重点病种、优势病种的研究，与医院门诊结合在一起，把前者的研究成果在日常医疗中推广应用，同时从临床发现寻找最新的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推进整个中医院的专科特色建设，而且也形成了转化医学临床与科研双赢的局面。

　　

强基层需要机制创新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被认为是中医药应该发挥其独特优势的重要阵地。然而，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服务方面，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支持，而被很多业内外人士“诟病”。对此，与会代表坦言，发展基层的中医药科研工作需要机制体制，这包括三级医院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临床研究体系的构建，以及政策倾斜等。

　　唐旭东表示，“一无人才、二无资金”是当前基层中医医疗机构所面临的实际难题。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多中心、大样本、双盲等高水平的研究，而应立足于实际，在三级医院的牵头和指导下，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临床应用性研究。据介绍，目前西苑医院承担了两项由财政部拨款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该“专项”的核心就是“以高带低”， 通过三级医院带动二级医院，进一步带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而建立纵向的科研机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单病种结构式病历的分享和采集，通过远程医疗网络就具体病例进行会诊和沟通，出版科普书籍、推出专病临床实践指南等，从而推动整个行业各个层次机构医疗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

　　“上海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建成的医疗联合体，也有效发挥了大医院在中医科研上的辐射带动作用。”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沈远东指出，目前上海实行的“3+2+1”模式，即三级中医医疗机构带动二级中医医疗机构和一级中医医疗机构的模式，覆盖医、教、研三方面。比如，一个民间中医技术的挖掘，首先要在三级中医医疗机构进行多中心的临床验证，而疗效可靠、安全性可确定的适宜技术，则通过医疗联合体进行推广。

　　不仅如此，在基层医院的科技资金扶持方面，政府也应该有所行动。据沈远东介绍，去年上海市已经出台了新规定，提出专门针对二级以下中医医疗机构的临床科研课题资助项目。“我们在项目筛选时，对于已经拿到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就不再予以考虑，这样就把有限的基金向基层机构倾斜。”

　　沈远东告诉记者，2009年，上海市成立了上海曙光中医药研究发展基金会，专门发掘民间断层，且后继无人的临床技术。基金会自筹资金，组织专家对公众提供的中医药防治方法进行评审，然后再到临床进行检验，真正有效地将其纳入上海市中医药适宜技术，进行推广。“虽然看上去不是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但花了小钱，把民间的中医药技术通过现代化手段整理、发掘、提高、推广，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人才、平台、机制保障都需到位

　　“目前在中医药学术发展方面，我们所担忧的不是中医药缺钱，而是缺人。”唐旭东坦言，缺少科研人员编制，在绝大多数中医医疗机构普遍存在。以西苑医院为例，作为集医、教、研于一身的公立中医医疗机构，虽挂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药理研究所等牌子，但目前从事科研工作的，90%以上是临床专科的医疗人员。

　　“至少要在重点专科增加科研编制。” 唐旭东说，不仅如此，中医科研更为紧缺的是全方位的人才，他们既要很好传承名老中医的经验、还要懂得现代的科研方法、甚至要到国外学习，具有前瞻眼光和包容心态等。因此，中医药需要建立现有相应的人才扶持机制，以及在后备人员的教育培养方面有所侧重。

　　

在刘保延看来，在中医药临床研究中，传染病、慢病、预防保健三大体系的构建也是重要一环。特别在预防保健方面，对于国家级“治未病”的科研项目，中医科研单位均未参加，而包括“863”计划在内的相关项目均被西医医疗机构收入囊中。

　　刘保延认为，科研体制的改革，是涉及能不能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因此，体制机制的创新也是中医药学术发展的重要支撑。“现在作科研更加注重成果的产出以及临床应用。同时，一个科研项目不是一个单位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多学科、交叉的多种知识结构支撑。应该站在一个战略性的高度，做好大的科研设计。”

　　沈远东也表示，目前上海市已经在产、学、研、用联合体创建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更多是针对科研要求不是很高的临床应用性科学研究，而对于新药研究、国家重要科研成果的研发等高精尖的研究，一系列的转化研究更为复杂，如何加强、协调科研院校、企业、医疗机构等多方面的合作，仍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更多体制机制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