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虽然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媒体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政府也在渐进地进行着一场去GDP化的微革命，努力在戒除对GDP的依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引入幸福指数，对公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进行量化。《人民日报》注意到这个现象，其报道称：幸福指数渐成政府决策重要依据。（9月21日《人民日报》） 

    幸福指数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对“幸福”的精准界定，而在于对“不幸福感”的自由表达中。说到底，本质还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完善和保障。关于幸福感的考量，政府不应该问民众“你幸福了吗”，而应该问“你们有什么感觉不幸福的”。民众如果能有权表达自己的不幸感，并有能力在监督中推动政府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幸福还是一个问题吗？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同理，“不幸感”无法表达，幸福则无意义，是一个忽悠民众、粉饰民主、自欺欺人的伪命题。

 

    所以，对民众幸福度的调查，应该是问公众对哪些问题不满意，让民众给政府部门挑刺，选出最不满意的部门，给官员投不信任票——而不是像某些地方政府所做的那样，只有两个选项：“满意”和“非常满意”；或者是，每个选项都设定了统一口径或标准答案；更有甚者，在调查前就设定幸福度不能低于多少。这样的幸福度调查，本身就给公众添堵，加剧公众不幸感。

 

    这涉及幸福指数统计的另一个层面，谁来掌握话语权。幸福感经过精密的设计，可以指数化，但我的幸福我做主，幸福的话语权必须由公众去表达。不能将指数凌驾于公众的感受之上，让公众在经历被统计、被平均、被就业、被失踪、被增长之后，再无奈地被幸福。这是一种可怕的“指数专制”和“统计暴力”：明明感觉不幸，在官方的统计中自己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幸福感”如果都是由官方设计，根据自身对幸福的理解一一细化为许多指标，根本不幸福的人却要在精神上被强迫和别人一起“幸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数字强迫。（转自人民网七一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