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两个无限美好的事物不能够和谐共存，势必上演令人惋惜的凄美悲剧；两个心地坦荡的人彼此不能够相互包容，自然也会产生令人感叹的无言结局。

 

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结局即是如此。一个是挺立历史潮头，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共和国领袖；一个是“谁敢横刀立马”，功勋盖世的共和国元帅。应该说，他们的个人品质都是无可挑剔的，处理问题的原始动机也都是善良美好的。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致命因素，能够使两位伟人之间，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爆发出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激烈冲突？

 

伟人之间滋生龌龊并导致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原因当然是众多而复杂的。但抚今追昔，我们有理由相信，彭德怀的性格缺陷是构成这众多而复杂原因的重要侧面。

 

沉默未必是金，误会凝成“疙瘩”

 

1935年1月中旬，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著名的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由周恩来受党内委托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不仅如此，会议还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被指定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从此，毛泽东实际上接过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毛泽东走马上任的“第一把火”是土城之战。土城是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镇，据侦察，驻守该镇的黔军仅2000余人。得悉这个情报后，毛泽东决定攻打土城。结果战斗一打响，才发现敌方不仅火力很强，而且兵力众多，属川军的一部，有10000余人，遵义会议后红军首战失利。

 

土城失利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非议，认为红军的主要问题在于长时间无根据地的疲劳作战，消耗过大，换上毛泽东指挥也不过如此！此时的毛泽东迫切地感到，红军必须打一场大胜仗，才能重新振作起来。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重点讨论红军的进攻方向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回兵黔北，因为黔北空虚且黔军易打。这一行动方针，被与会者广泛接受。于是，毛泽东挥师黔北，再走遵义，一举歼灭黔军两个师又八个团，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黔北战役重新树立了毛泽东的威望。3月4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正当红军筹划新的行动方向之际，红一军团长林彪的一份电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3月10日凌晨，林彪以自己并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名义，给驻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急电。电报的抬头是“朱主席”，内容是关于红军目前的行动方向，建议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份主要体现林彪个人意见的电报是发给“前敌司令部”的，理应致“朱德司令员、毛泽东政委”，抬头却直接使用当时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称谓，有意避开了“毛泽东政委”。

 

林彪估计朱德会同意自己的建议。果然，朱德接电后便认为林彪的建议可行，并立即将电报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传看，张闻天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建议。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都觉得林彪的建议可行，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毛再三向与会者陈述自己的意见，却未能说服大家。会议最后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纳林的建议。周恩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尽管处于少数派地位，但在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是不会让步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声明：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他原以为这样一说，大家就会改变主意。不料，张闻天听得这话当即回击：你不干，就不干吧！此言一出，使他再无退路，只好一走了之。大家非但没有因为毛泽东中途退席而改变主意，反而作出了撤销其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返回住处的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放不下心来，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进攻打鼓新场。夜半时分，他手提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希望周把给红一军团的作战命令晚点儿发出去。恰在此时，红军得到新的情报，敌军正向打鼓新场集结兵力。周恩来当机立断，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3月11日晨，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取消原定计划，同时恢复了毛泽东的职务。会议还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

 

新“三人团”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又成为红军实际上的统帅。然而，红军当时的处境依然极其险恶，蒋介石正在指挥各路围剿大军向红军压来。为尽快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率领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迂回穿插，声东击西。先是四渡赤水河，又于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开始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不按常理出牌的大规模运动战，把蒋介石搞得晕头转向，从而使红军彻底由被动转为主动。与此同时，许多红军指战员也被搞糊涂了，他们对不停地走路、打圈圈产生了抱怨。当时，红军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大家仅靠两条腿行军，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整日穿行于山川河流之间，走的又多是荆棘丛生的路途，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红军中有人就认为，这样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不满情绪油然而生并迅速蔓延。

 

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红军普通指战员之中，在高级将领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年轻的红一军团长林彪又表现出对毛泽东用兵之道的强烈不满。他认为红军在毛的指挥下尽走“弓背”路，应该取捷径，即走“弓弦”。林的这种不满很快就有了具体的表现。渡金沙江前，林彪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提出：现在的领导不行，要换人！还提出要彭出来指挥，遭到婉言拒绝。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也批评林彪这种做法。聂对林讲：你跟毛泽东最久，还不相信他，要他下台？再者，遵义会议刚结束，改组领导的决议刚作出，大家都参加了会议，怎么能又提出反对呢？然而，彭德怀的婉拒和聂荣臻的批评并未打消林彪的“换马”念头。林彪亲自动笔给中央总负责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力陈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过频，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弄得筋疲力竭，如此下去，部队会被拖垮。林彪还在信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应该换人，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让彭德怀负责。林彪将信写好后，便拿给聂荣臻看，并要求聂在信上签字。聂不仅拒绝签字，而且劝阻林不要发出此信。但是，固执己见的林彪单独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即将信送出。林彪的这封信实际上是遵义会议后对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直截了当的怀疑和挑战，是要毛泽东放弃对红军的直接指挥权。

 

林彪的信在中共高层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对毛泽东而言，这已是第二次见到林彪类似内容的信了。毛第一次见到林的信是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期间。那时林直接写信给毛，探讨“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毛给林写了一封篇幅很长的回信，即如今上些年纪的中国人尚可耳熟能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信”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展示出毛泽东对革命的巨大信心。见到这似曾相识的信，毛泽东再次觉察出其中所反映问题的严重性，深感个人下台事小，红军成败事大。因此，他建议红军到达会理后，中央应尽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统一思想。

 

1935年5月12日晚，中共中央于会理城外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领导人及各军团首长。会上，张闻天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则总结了红军自遵义会议以来所取得的各项胜利，并着重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与会者统一了思想，对林彪信中的错误看法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对林彪写信的做法一直未作深究，他眼中的林彪充其量是个“不懂事的娃娃”。但是，毛泽东对林彪写信的起因和动机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定“信”虽然是林彪写的，可所反映的思想则是彭德怀的！毛认为林是受到彭的鼓动和支持才写出该信，而林当时并未申明此事与彭无关，彭本人在会理会议上也未加说明、辩解。不仅如此，为顾全大局，彭甚至还当众作了自我批评。这，无疑加深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误解。

 

毛泽东之所以误解彭德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会理会议前不久，中革军委派刘少奇到红三军团做政治部主任，刘到职后，军团长彭德怀对其有过一些谈话，主要是讲部队因没有根据地的连续作战所出现的一些思想情绪波动和极度疲劳状况。刘少奇结合自己和他人的一些意见，草拟了一份电报给中革军委，然后拿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彭认为电报内容与自己的看法不太吻合，便没有签名，结果电报只得以刘、杨二人的名义发出。及至会理会议，毛泽东将此事与林彪的信联系起来分析，不难得出“彭德怀在背后鼓动”的结论。

 

《彭德怀自述》对会理会议的情况进行了回忆：“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兵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总想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总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令彭德怀始料不及的是，二十四年后，即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此事，以证明彭德怀在历史上长期与自己“融洽三分，搞不来七成”。尽管庐山会议时林彪作出了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自己写信前彭德怀不知道。但迟来的申明对改变彭德怀的处境已无太大实际意义。罢官后的彭德怀曾对此追悔莫及：“在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被挑拨者利用。”

 

历史的教训总是沉重的。正如彭德怀自己所言，如果他能够及时与毛泽东沟通，交流事实真相和个人观点，就不会把一时的误会凝成心中的“疙瘩”。然而遗憾的是，彭德怀在“一时的误会”面前偏偏选择了沉默，但沉默未必是金。沉默可以意味着默认，默认可以演绎成“事实”。待到大错铸成，莫说“申明”，即便神明，也无力回天了。

 

此帖被zhuhua148朱华于2011-10-30 12:33:37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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