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10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已经老了。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进入晚年。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

 

从人生的高峰跌落

 

1970年，陈伯达精神抖擞地上了庐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其原因，就是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为了帮助林彪抢班夺权而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而挨了毛泽东的批。

 

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把陈伯达比作“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不少同志”，还形容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中央在全党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这次庐山会议，使陈伯达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来。这位原来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从此不再露面了。

 

但一开始，毛泽东只认定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展“批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从延安时起就一直当自己第一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毛泽东经常这样称呼陈伯达），还不想整得过分，还是想要保一保陈伯达。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庐山上，就应陈伯达的要求，与陈伯达见了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能见陈伯达并和他谈话，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把陈当作自己人。

 

那次谈话的气氛也是很轻松的。毛泽东一见陈伯达的面，就先开口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总是躲着我，也不来看一看我，你陈伯达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一动嘴，让手下的人写，这样下去，能不出修正主义吗？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正打算，还是想批陈又保陈，毛泽东还是善意对待陈伯达的。谈话中，陈伯达向毛泽东作了检查，说自己宣传“天才论”，是错误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也错了，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犯了大错误，自己一定认真检查。当时，陈伯达没有提及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虽然内心已经十分清楚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但也没有追究。正如后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说的，他当时还是要保一保林彪，既然想要保林彪，自然也不会向陈伯达追究这样的事。但是，他对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一起还是不满意的。他是想让陈伯达从此“煞车”，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团活动。他让陈伯达和反对他的人好好谈谈，这些反对他的人，就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江青、康生他们正揪住陈伯达不放。毛泽东也深知，陈伯达要解脱，必须过他们这些人的“关”。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要找康生、江青他们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毛泽东是为陈伯达着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们谈。但为了“过他们这一关”，只好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江青的住处。江青一见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那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康生那里等着批陈伯达了。他们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脸原则”的样子。陈伯达刚坐下，他们就接连发言，对陈伯达轮番轰炸。张春桥说陈伯达一贯反对毛主席，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鼓吹唯生产力论，现在又鼓吹天才论，是老牌唯心主义者。江青说陈伯达从来就不听毛主席的，过去跟王明、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毛主席，现在又鼓吹天才论。康生则追问陈伯达的历史。姚文元说陈伯达抢宣传理论的权，是别有用心。陈伯达也向他们作了检查，并且表示要写一个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请大家批评。康生表示，他可以帮助陈写检查。陈伯达同意了。康生帮助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份检查稿上的“纲”很高，把问题说得十分重。康生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纲”，让康生交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看法一样，也认为不要提得那样高，讲了几条修改意见。康生只好照毛、周的意见去修改，改后交给陈伯达看，陈伯达略作了一点文字修改，就同意下发了。

 

 

陈伯达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还是没有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他们不久将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接着，陈伯达的问题升级了。1971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后，陈被押送到秦城监狱。他一见牢房中的情况，便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于是他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便逐级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1948年，毛泽东曾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毛泽东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住所，被陈伯达等发觉，陈急忙跑到毛泽东住处去叫毛泽东转移，从而使毛泽东幸免于难。1971年陈伯达在狱中的这一声高叫，就是叫给毛泽东听的，就是向毛泽东提起历史上这件事。他认为，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就会回忆起往事，心中就会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不会去救自己的。

 

这次陈伯达想对了。他情急之下这一声高叫，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变了他晚年的命运。毛泽东对陈伯达与林彪搞到一起、鼓吹“天才论”、为林彪篡党夺权服务等罪行还是要批的，但他是个念旧的人，他要保护陈伯达的生命安全，保障他的身体健康。因此，毛泽东决定，关押陈伯达，但要给陈伯达以较好的生活待遇。不仅如此，从那之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批陈整风”转向了“批林整风”。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刊上逐渐少了。陈伯达虽然仍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生活待遇却是很好的。监狱方面让陈伯达一个人住一座三层楼，在这座楼内，他可以自由走动。给他安排的伙食也很好，有书报看，还允许工作人员替陈伯达从家里拿一些书籍到秦城监狱来。在外面，批判陈伯达的风潮逐渐平静下来了，陈伯达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隐居状态。

 

保外就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简称“两案”）。在重新审理中，对于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罪大恶极者，应当处以死刑；一种是主张将他们当作政治犯，不予审判；一种是认为他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该公审，但对他们应该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当时的中央领导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

 

“两案”中，陈伯达是个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中的主犯。但他是个文人，1970年就被隔离审查，没有参与林彪集团后来搞的政变和谋杀等活动。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他的问题有特殊性。但他毕竟是林彪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叶群已死，陈伯达就成了林彪集团中的头号主犯，当然要对他进行公审。

 

 

陈伯达

 

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此时，邓小平和胡耀邦了解到当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也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的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当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针对如何对待林彪集团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他们过去有战功，虽然犯了罪，但与“四人帮”不一样，应当给他们以很好的生活待遇。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而且对陈伯达还要宽大一些。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曾经在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多次采访陈伯达，在他写的《陈伯达传》中，对陈伯达出狱后的情况作了记述：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的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安排了工作，这一家三口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家的隔壁住着公安人员（实际上是陈伯达的警卫，兼替他做些杂务）。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许多书是他让他儿子买的新书。读书看报是陈伯达的乐趣所在。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很注意国内外形势。他与邻居关系很好，如果陈伯达的儿子不在家，没有去取报纸，他的邻居就把报纸带上楼来，插在他家的门把手上。他的小孙子常到他的房间去，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的阅读兴趣很广泛，有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文选，中外哲学、文学、历史书籍，《本草纲目》、《诗经》、《易经》。此外，他还研读西方一些学者的新著，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他每日读书，也写点东西，晚年生活平静、幸福，儿子随和，儿媳妇贤慧，待他很好。他居住的地方十分宁静，除楼内居住的一个歌唱家的女高音偶而飘过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打扰他的生活。陈伯达住到这里后，几乎足不出户，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锻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他还向来拜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叶永烈赠过字。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但工作人员总是为他想到很多事情，预先为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经常来给陈伯达检查身体，一有小病，就及时给他治疗。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这位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他还让陈伯达讲了话。之后，党和政府还是让陈伯达照样过平静的生活，并且指定陈伯达为某个单位的人，由该单位负责照顾他。此后，逢年过节，单位都派人来看望陈伯达，每次都带来一些礼物（以上内容见叶永烈著《陈伯达传》）。

 

此时，陈伯达已经是一个自由而平静地生活的老人了。获释那年，他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