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