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城二胎实验27年

法治周末记者陈霄发自山西翼城

就在媒体纷纷曝出各省对“单独子女”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迟迟没有获得国家批准时，在山西省西南的小县翼城，刚刚走过了她二胎化试点的第27个年头。

这个当年在历史的各种偶然条件下促成的人口特区，一直静悄悄地在施行二胎化政策，并顽强地在昔日一小批试点城市中幸存成孤本。

改变现行人口政策(主要针对放开二胎)持续成为近年来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观察翼城县的实验，恰恰是各种争议难以回避的实证。

在这个放开了二胎的县城，27年的实验结果表明，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始终低于全国、山西省及其所在的临汾市，人口出生性别比优于全国平均值。

27年的实验，同时改变了翼城人的生育观，如今翼城人早已不愿意多生。而翼城县试验的“自动失效”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特区之特

作为试点，翼城县的特殊之处即在于，在全国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大背景下，翼城县的农民家庭允许生育二胎，条件是：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

这个现有32万人口的翼城县，农村人口多于25万，是典型的农业县。

当年制定的政策是，晚婚的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晚育则要求农民第一个孩子在妇女24岁时生育，第二个孩子30岁生育。

受惠于此，年仅56岁的张富秀，现在已是孙儿女满堂。

30多年前，她生了两个女儿，还想再生一个儿子时，计划生育开始了，“怕被罚，就没敢再生”。

现在，大女儿外嫁，生了一儿一女；小女儿招婿上门，也生了一儿一女。

张富秀认为“现在这样很完满”，她至今还记得过去自己怎样被村里人骂“绝户”，却一点也想不起来27年前，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二胎那场声势浩大的宣传。

两个女儿像她一样，只生两个孩子，她觉得已经没有遗憾，只是在听说这一切受益于翼城县独特的人口政策时，表示了惊讶：“其他地方不能生二孩吗？”

在翼城县王庄乡北冶村，无论是享受了政策优惠生育了二胎的父母，还是知道可以生二胎却放弃去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父母，除非在乡镇有公职，鲜有人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个享受特殊政策的人口特区。

稍微年长的人，更多的是记得当年超生时所受的处罚，并在多年后仍耿耿于怀，却很难想起1985年那个转折，翼城县从全国“一胎化”大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二胎试点。

27年过去，翼城人习惯了可以生二胎的政策环境，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一代，习以为常地以此生儿育女。

只有一定年纪的计生干部知道，翼城县试点的来之不易。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呈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的办法，能同样控制好人口数量。

当时在国家计生委工作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很看重梁中堂的报告，在重新测算后，他们又给国务院写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报告，认为晚育加间隔可行。他们还更正了梁中堂推算的时间，进一步建议在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用此法，并最好以计划生育法颁行以加强政策的稳定性。

报告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送呈胡耀邦，胡耀邦作了亲笔批示，称“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并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后来，国家计生委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选择一两个县试行“两晚一间隔”的办法。

原定试点放在晋城市的高平县，但时任山西省计生委主任拍板定在翼城县——这是个当时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先进县。不过，梁中堂到翼城县调研时，干部意见也不统一，后来还是当时的县委书记武伯琴极力支持，才最终得以确定。

当年还是乡镇一把手的冯才山记得，当时把他们集中到县里，“两晚一间隔”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在会上讲他的新理论，把下面听讲的干部们都听得大吃一惊：“居然还有这样大胆的，敢跟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公开叫板？！”

会场上的干部们比较普遍担心的是，现在只许生一个都不好控制，如果允许生两个，岂不是天下大乱？

当时已对计划生育工作深感头痛的干部却很快发现，越到基层，梁中堂的办法越受称赞，传达到村一级时，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因为老百姓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