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和焦虑导致对侧乳房切除术率升高

该研究结果表明了“某种程度的认知矛盾”，因为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把“提高生存几率或延长寿命的愿望”和“预防转移性疾病的愿望”当作选择对侧预防性乳房切除术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也表示已意识到双侧乳房切除不会延长生存期。对复发的焦虑和恐惧可能影响了这些女性的决策过程。

参与本项调查的是在2006年11月~2010年11月间从马萨诸塞州4所教学医院、5所社区医院以及多伦多一所学术机构中招募的乳腺癌女患者，其确诊癌症时的中位年龄为37岁。这次招募属于“助已助人：青年女性乳腺癌研究”（Helping Ourselves, Helping Others: Young Women’s Breast Cancer Study）项目的一部分。参与者多患有Ⅰ期或Ⅱ期乳腺癌，据判断，她们的乳腺癌都仅限于单侧乳房。约60%的肿瘤呈雌激素受体阳性，约25%的女性为BRCA突变携带者。

主要研究者、波士顿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Shoshana M. Rosenberg医生及其同事从550例年龄≤40岁的单侧乳腺癌女患者中纳入了123例（22%）接受双侧乳房切除术的患者作为分析对象。这些女性中有94%称希望提高生存几率是她们决定接受对侧乳房预防性切除术的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因素，但74%的突变携带者和84%的非突变携带者承认多数被确诊患有早期乳腺癌并接受治疗的女性最终并非死于乳腺癌。另外，98%的受试者表示希望降低对侧乳腺癌的风险，95%表示希望得到内心平静是她们决策中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因素。

突变携带者估计在单侧乳房治疗后的5年内对侧乳房癌变的风险为20%，非突变携带者则估计该风险为10%。携带BRCA突变的女性估计风险为24%~31%。非突变携带组高估了她们的风险，5年内风险实际上为2%~4%。两组女性都估计自己在双侧乳房切除术后有5%的胸壁复发风险，但实际上估计风险不到1%。

96%~97%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清楚相关的收益和风险，但很多女性仍报告说有几项手术结局比自己预期的更差。例如，33%的参与者报告说需要的手术超出预想次数，28%的参与者说胸部的麻木感或刺痛感要比预期更严重。至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结局，42%的参与者报告说她们术后的性意识糟于自己预期，接近1/3的人表示自我形象认知也糟于预期。只有约半数的参与者表示医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谈及了不要进行对侧乳房预防性切除的理由，这意味着 “保证女性足够知情并针对对侧乳房患病风险与之进行有效的沟通”这类干预手段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这项调查是迄今为止探讨青年乳腺癌女患者对于对侧乳房预防性切除的决策、风险认知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最大规模调查。鉴于对侧乳房预防性切除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4%~6%骤升至最近几次报告的11%~25%，此次调查结果显得尤为重要。该手术对于多数单侧早期乳腺癌女性患者的意义还不清楚。

这项研究的局限性为调查缺乏确证，有发生回忆偏倚的可能（因为这些女性接受调查的时间平均是在手术后2年），以及因为受试人群主要是白人、非拉美裔并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这可能限制了调查结果外延，但调查结果仍凸显了与患者沟通的必要性。

该研究主要由Susan G. Komen乳腺癌基金会资助。Rosenberg医生报告称获得了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