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医生都有苦衷：医患现场目击

编者的话：他们是白衣天使，是与死神交锋的勇者，每天面对的都是患者的痛苦；他们也是一群普通人，有着难以诉说的无奈和苦衷。11月9日，本报记者深度探访北京安贞医院，与急诊危重症中心、检验科、超声心动科和中医理疗科的医生们一起工作、忙碌，亲身体会到他们承受的巨大压力。

　　急诊危重症中心抢救室 王梅

　　我这样的就不该结婚

　　立冬翌日，气温骤降。一进安贞医院新门诊楼，左边就是抢救室，几个高龄患者的病床“堵”在门口，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

　　“大夫，能把这针给拔了吗？”

　　“王梅，给那个病人建个病历吧！”

　　“王大夫，我们老爷子胸口疼，您给看看！”

　　早上9点，记者一进抢救室，就看到一名女医生像个移动的陀螺，在各病床边飞速“旋转”。

　　王梅，30岁出头，素颜，简单挽起的发髻看着有些应付，军绿色的毛衣里套着工作服，说话做事干脆利落。作为急诊科“二线”医生，王梅相当于科室的值班总管。

　　“老爷子，怎么样了？醒醒，别老睡了。”5号床79岁的老人病情不稳定，王梅特意来查看。“不睡了……把这个摘了我就不睡了。”老人虚弱地睁开眼，示意插在他手上的管子，耍起“小孩脾气”。“摘了？不摘您也不能老睡！不许跟我讨价还价啊！”看老人精神不错，王梅放松了些。“我慢慢给您减（药量）啊！还憋得慌吗？吃早饭了吗……”王梅不停地与老人说话，“这有利于病人恢复”。说完，她又转身去查看9号、加9号、10号……

　　在记者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王梅一直不停走动，只有一次写病历时坐了两分钟。“我觉得我坐在这可碍事了。”椅子被走来走去的同事碰到，王梅有些不好意思。“今天算比较轻松的！”王梅竟如此评价她这种陀螺般的工作状态。“就说昨天吧！来了三个猝死的，我们忙半天都没复苏过来！还有两个心梗的，一个吃药（自杀）的……一天下来，这帮大夫护士都累得找不着北了……那个吃药的，我们给他洗胃，‘哇’地一下喷我们一身。都习惯了！”

　　记者问起门口那些病床，王梅诉起“苦”来：“安贞医院是一家心血管专科治疗医院，来这儿的多是病情重的、合并症多的病人……现在有20张床，门口还能放几张。到了冬天，我们的病人能排到大门口去。”

　　一边忙活着，王梅抽空和记者打趣道：“想当大夫吗？”没等记者开口，旁边一名年轻女医生笑着说：“傻子才想当呢！我就是个傻子。”

　　“嘿，不能这样骂人不带脏字啊！以后有孩子千万不能灌输这种错误思想。”见王梅提到孩子，记者随口问：“你有孩子吗？”

　　“没有！单身！”王梅答得有些大义凛然，眼睛始终没离开手中的病历。没过几秒钟，她补充道：“像我这样的，都不应该结婚。”说完，又抿起嘴摇了摇头，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到此，记者不忍心再追问下去。

　　急诊危重症中心 聂绍平

　　别人不做的手术，我来

　　“手术成功！”脱掉铅衣，聂绍平用力朝腰上捶了几下，跟记者说：“今天都是常规手术，不算忙，不过下午还有几台，趁吃饭功夫跟你聊聊。”做造影手术，必须在放射线下才能看清，医生必须穿着几十斤重的铅衣做防护，面部、四肢只能暴露在辐射中。一台手术最短也要一两个小时，对颈椎、腰椎都是极大考验。

　　“刚才有人告诉我，‘一般都是复杂的、别人不做的手术来找您’。”聂绍平点头笑了笑，打趣地说：“这是主任的‘福利’……我们医院是少数能实现急性心肌梗死救治24小时绿色通道的。不管什么时间，病人来了半小时之内，医生、助手、护士等所有手术人员必须到位。这个特辛苦，但为了患者，我们一直在坚持。”

　　对于聂绍平来说，每天5小时的睡眠弥足珍贵。“病人太多了，必须加班加点做手术，基本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第二天6点又要起床。”顿顿吃冷饭、喝不上一口水、每天精疲力竭的状态让老母亲很担心。“我妈老在家叨咕‘你天天这样干什么啊？有口饭吃就算了’。”聂绍平无奈地摇摇头：“身不由己啊！病人大老远来的，不给加号不忍心！”

　　医院发展也对医生提出更高要求。“临床、科研、教学都要抓，一个都不能少。上班时间做手术，科研、教学就得挤时间。”但这些都不是让聂绍平感到苦的。“以前医生的想法很单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但现在的各种教训都在告诉你，救人前先要保护自己。”最近的伤医杀医事件，让从医25年的聂绍平感到些许“寒心”。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他又说：“真希望患者相信医生，社会不要给医生套上那么多枷锁，否则最终苦的还是患者……不知道等我们老时，还会有多少医生……”

　　超声心动科 韩建成 何怡华

　　一上午没换过姿势

　　还不到早上8点，超声心动科外三十几个座椅已被等候患者占得满满当当，医护人员开始忙起来。

　　超声心动科主要负责用超声手段检测心脏的工作状况，这里平均每天要接到300个检查单子，医生却只有11个，编制内的护士更是凤毛麟角。

　　下午1点，4诊室。医生韩建成腰板挺直，左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操作板上的各种按钮，右手拿着超声探头，在病人胸部迅速移动、定位，嘴里则不停地念着一串串测量出的数据，旁边医生快速记录并打印出报告。半个小时，3个病人。“这样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国际规范，没办法，病人实在太多了。”韩建成说，“那么多人等着，不快不行啊。我从坐上这个椅子，一下午基本就不用动了。”事实证明，韩建成不仅没有时间离开椅子，甚至连姿势都不能换：左手操作板，右手探头，腰板挺直，直视屏幕。这样的姿势，让座椅靠背都沦为了摆设。“我们都有职业病，肩颈问题，腰椎问题，还有腱鞘炎。”何怡华说。

　　其实，在这个科室，最大的压力并不是疲累，而在于责任。何怡华告诉记者，安贞医院超声心动科有一个特色检查，母胎心脏检测。“很多高龄孕妇要个孩子不容易。我们的检查有时会成为孩子能否留下的依据。万一我们说有问题，建议打掉，但最后却证明没问题，这不是在扼杀生命吗？如果我们说没事，出生后有了问题，给家庭、社会都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胎儿太小，心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还隔着孕妇的腹部，技术上的难度可想而知。”何怡华说，是发生在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让她意识到，如果生下一个患有无法治愈的心脏病患儿，对一个家庭将是多大的灾难。

　　临床检验科 曾小莉

　　上万例采样压力可想而知

　　不像其他科室要面对各种患者，这里更像实验室，每天接触的多是样本和数据。

　　安贞医院临床检验科面积不小，工作污染区占了绝大部分，几个样本分析室就是医务人员的工作“阵地”。检验科60多名工作人员24小时三班倒，全年无休。

　　检验科7点上早班，比门诊早一小时，为的是将设备调试到最佳状态，保证门诊的检验数量和时间。门诊一开，便是基础体液实验室最忙碌的时刻，血常规、尿样、便样……检查样本源源不断地从小窗口送来。取样、显微镜下观察、记录结果、核对电脑结果、清理样本……这套繁复的流程，意味着他们要在显微镜的世界中坐一整天。

　　末梢采血区是科里唯一能接触到患者的，也是最热闹的，孩子采血时的啼哭声、吵闹声是主旋律。为给孩子采血，工作人员要想尽办法，几个回合“对峙”下来，往往满头大汗。

　　生化检验也很热闹，两台世界先进的检测仪器从早开到晚。伴着轰鸣声，几名医生全神贯注地盯着显示器。每天下午最焦头烂额，几千例样本要在下午集中出结果，医务人员需仔细核实每一项，并以最快速度将结果发给临床医生。

　　各种瓶瓶罐罐的试剂摆满了免疫实验室的工作台，四五个检验师每天要为样本注入不同试剂，观察并记录数据。最安静的要数微生物实验室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也是感染风险较高的科室，检验师每天要在培养皿里观察细菌繁殖，分析研究细菌、病毒，一坐就是一天，连话都顾不上说一句。

　　曾小莉在这里工作十几年，她坦言“有时候确实会感觉封闭、枯燥，我们每天会收集上万例采样，做出数千例结果，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常人难以体会。”

　　与临床医生常收到患者感谢不同，检验科往往是最“落寞”的。但曾小莉他们却说：“检验科是医院的大后方，我们与临床医生一样重要。”他们有时也会遇到患者不理解：“别人30分钟就出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你说4小时后出结果，怎么1小时就出了？”患者个体不同，情况会有差异，“只希望医患双方多些相互理解”。

　　中医理疗科 刘新桥

　　加个号吧，都不容易

　　和蔼的圆脸、坚毅的短发、整洁的白大褂是刘新桥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早晨7点半，中医科诊室里的桌子上已整齐地摆放了二十多本病历，让记者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一边寒暄，一边迅速打开电脑，将桌面物品摆放整齐，刘新桥开始了今天的门诊。

　　一名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刚进门，就向记者和其他候诊者夸起了刘新桥：“刘医生很年轻，但医术高。我第一次来一看，怎么这么年轻啊？都没有白胡子，肯定不靠谱！可看了一次就觉得好。我老建议他把头发染白，他不听我的……”这名老病号的喋喋不休让后面的患者有些不耐烦了。刘新桥却不受影响：“已经习惯了”，他依然仔细地把脉，让助手将证候记录在病历上。

　　不到8点半，刘新桥上午的门诊加号已经用完。不一会儿，一位颤巍巍的老太太敲开了诊室的门：“还能加号吗？”护士遗憾地回答：“对不住，没了。”老太太失望地自言自语：“这可怎么办啊！”正在号脉的刘新桥抬起头，轻声对护士说：“加一个吧！”

　　一上午，直到11点04分，刘新桥才抽空去了趟洗手间。他匆匆回来，喝了一口水，又继续诊疗，而此时，还不时有人要求加号。

　　最怕的病人要数“久病成医者”了。一上午，记者听到不下10次诸如“我吃点韩国红参好吗”，“我大姑姐让我去烤艾条”之类的话。每每如此，刘新桥都会流露出无奈的表情。

　　12点半，门诊工作终于结束。这个时间吃午饭，对刘新桥来说算早的了。“大半天的门诊，累吧？”记者问。“的确累了点，但做医生能为病人解除痛苦，很有意义。”

来源：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