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为何自称“白奴”？

@非典型医生：中国医生在国内医疗服务产业链中的地位，无异于美国农奴制度下的黑奴。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医生身披白大褂，不是黑奴，是白奴。

——新浪微博

简称“中国医改”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在国内已经推行多年，然而一直推而不进，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问题出在哪里？如果说中国医疗体制是一个病人的话，那么他的真正症结是什么？怎样才能药到病除？

在笔者看来，答案并不复杂。归根到底，中国医改的症结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与国内落后的医疗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落后的医疗生产力，正是源于落后的医疗服务生产关系。

中国医疗服务业的生产关系落后在哪里？笔者看来，关键在于：中国医生的自由执业权无法兑现，成了命运无异于农奴的“医奴”。明明有机会产出更多更优的医疗服务，却不得不寄身于粗放的公办医疗机构体制内，受制于陈腐的管理手段，咽下“医生-患者”双输的苦果。

把中国医生比作披着白大褂的“白奴”，有人批评这说法是哗众取宠：“绝大部分中国医生都是端着政府铁饭碗吃饭的，中国医生的地位哪里低了啊？”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是从中国医生的现实境遇，阐释其“白奴”的命运与出路吧。

一、医无定所——中国医生难以获得医疗用地的残酷现状

在医疗服务业发达的欧美乃至和我们同根同源的港澳台地区，当地医生之所以不是披着白大褂的“白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只要持有执业医师证，医生个人即可自主选择“开办个体诊所或合伙制诊所，受雇于公办或私立医院”等多种执业形式。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干涉医生获得自主的医疗用地。这为欧美及港澳台医生的自由执业，提供了现实保障。

笔者认识一位珠海的医生，他申办诊所的经历，堪称透视中国医生开诊所难现象的典型样本：他本人持有执业医师证，一直想开家民办诊所，选好了用地场所也支付了租金，但当地卫生管理部门却以“诊所选址不符合政府规划”为由多次拒绝，结果前后奔走了十余年，诊所依然没开成，因为无法满足“人地双全”的办医条件。

这是一个无比荒谬但又确实存在的中国医生办医难的典型样本。面对百姓日益高涨的医疗需求，一名医生不要国家投入一分钱，自带干粮办诊所为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卫生管理部门为什么非要在医疗用地的审批上卡住不放呢？在医疗服务业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民办诊所是相当常见的办医形式，为民众提供了公办医疗以外的多层次医疗选择，极大的满足了民众的多元化医疗需求。有执业医师证的医生如果要开诊所，其医疗用地选址是根本不受政府规划限制的，可以自主选择商铺、写字楼甚至民宅作为医疗用地，只要不对周围社群产生不良影响即可。

反观国内现行的诊所审批制度，医疗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实践层面上，完成了一场完美的“圈地运动”：以政府规划为名，把世代自由执业的中国医生，与医疗服务生产用地剥离。因为现行规划内的绝大部分医疗用地，全为国有，既不转让出售，也不对外出租。医生个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生产用地的使用权，无法完成执业医师法要求的“人地双全”，也就无法开诊所，形成“政策死结”。在现行体制下，医生早已沦为类似“失地流民”的“流医”：丧失了医疗用地的医生，要养家糊口的话，只能依附于“医疗庄园”（公办医疗机构或个别民营医疗机构）中劳作，否则就只剩改行这一条路了。这些年大量优秀中国医生改行的现象，就是明证。而这种医疗人才大量改行流失的现象，在医生有权自主办医的医疗服务业发达之邦，是不可想象的。

农奴制度下，农奴之所以是农奴，是因为无法获得农地的使用权。当中国医生无法获得自主的医疗用地场所时，其命运必然残酷。拥有267万粉丝的微博红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 ，2013年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立志创业开一家全科诊所，但其诊所计划至今仍未落地。据知情者透露：于莺的诊所创业计划之所以难产，并非由于她不是一名好医生，而是同样因为诊所选址“不符合医疗用地规划”所致。

由此可见，难以获得医疗用地的中国医生，在现实中难逃“中国白奴”的命运。

二、医无定权——中国医生受到法律、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多重束缚

法律上，现行《执业医师法》规定了：中国医生必须在依法注册的医疗机构中行医，否则均为非法行医。但问题是：在《执业医师法》中的第二十一条“医师执业权利”中，唯独对医师获得医疗用地以自主办医的基本行医权利，却没有加以明文的保障。因此，在公办医疗一家独大的国内医疗界，持有执业医师证的中国医生，本质上还是依附于体制的“从业医师”，而非真正自由执业的“执业医师”。

经济上，公办医疗机构对医生诊疗劳动的定价，长期处于畸低的水平：一个工作经验30年的主任医师，诊金只有6块钱，这是普遍的现象。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与医术匹配的酬劳，这早已是广受诟病的体制内医界顽疾。

社会关系上，中国医生的社会角色一直是备受卫生管理部门管制的“单位人”，而非真正职业化的“社会人”。从最近国家卫计委的政策动向，也能看出新一届卫生管理部门高层对现有医生的社会身份，仍然试图延续行政化管理的陈旧思路。

众所周知，当初卫生管理部门推行医师多点执业行医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医生的多点执业，让百姓享受更便捷的医疗服务。但由于政策同时又规定了：医生申请多点执业，必须征得其所在医院的同意，这使得近几年各地响应多点执业政策的医生寥寥可数，登记多点执业者大多仅限于本单位对其他医疗机构的技术援助。难怪有医生戏称：这种需要原单位点头的所谓多点执业，离国际通行的医师自由执业精神相距甚远，执业的主语根本不是医生个人，不过是变相的奴隶贸易输出罢了。

综上所述，中国医生“医无定权”，集中体现在：法律上，没有医疗用地权，没有自主办医权；经济上，没有医酬定价权；社会关系上，没有职业化的人才自由流动权。

三、释放医改红利，还医生自由身

当前国内医疗服务业态之恶劣，早已不仅仅是用触目惊心所能概括的了。医疗界管办不分的乱象层出不穷，医院成为商业贿赂及恶性伤医事件的高发地，医生伤亡及辞职改行人数不断攀升，接受粗放医疗服务的广大患者怨声载道，这些无不提醒着我们：深层次的医改，刻不容缓。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19世纪的美国，正是通过废除了农奴制度，极大地释放了奴隶们长期被禁锢的生产力，被解救的海量农奴，作为自由身投入到工农业等社会经济发展大潮中，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腾飞。美国黑奴解放运动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变革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消灭了禁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生产关系，从而实现了国富民强。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归根到底，同样是如何解放医疗服务业生产力的问题。如果说美国废奴运动离我们太远，不合我们国情，那么我们不妨以己为鉴：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粮荒问题严重，后来政府英明的及时认识到：正是农民无法获得农地的使用权，导致了农业生产关系的扭曲，直接制约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正常释放。后来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农地的使用权，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及供应极大提高，老百姓彻底告别了粮荒时代。

中国医改困局的本质，同样是医疗服务短缺的“医荒”问题，这只能寄望于改革医疗服务业中落后的生产关系，兑现中国医生的自由执业权，使之摆脱“医奴”的困境，获得自主办医的基本医权。只有这样，中国的医疗服务业才能复制美国农奴解放后的产业腾飞，才能满足中国百姓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今天，我们欣喜的看到：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是新一届政府的庄严承诺。所谓的社会资本，除了资金投资者之外，当然也包括以医生为核心代表的人力资本。只青睐资金投资者，却对医生这类人力资本投资者重重设障，这绝对不是新一届政府的本意。遗憾的是，“于莺办医难”这样的现实际遇，仍然折射出相当多的地方卫生主管部门，尚未认真学习领会“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中央精神。

有别于美国昔日疯狂蓄奴的奴隶主，我们的卫生主管部门当然不是奴隶主，更没有以广大医生为奴的动机，因为这完全违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蓄奴奴成群”，这恐怕更符合我们卫生管理部门好心办坏事的现实处境。

中国医改，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分岔路口：我们的卫生主管部门，是继续“医患双输”的困境，让百万中国医生成为“医无定所、医无定权”的“流医”？还是回归医道本源，归还中国医生自主办医的天然权利，收获“医患双赢”的似锦繁花？

时机稍纵即逝，留给我们卫生主管部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来源：医学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