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红包——从“分配规则”的制定说起

国家卫生计生委20日发出通知，要求从5月1日起，在二级以上医院就医，医患双方要签署协议书，承诺不收和不送红包和贵重礼品。来自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一些公立和私立医院都以各种形式明令禁止医生收受红包，但临床科室收红包很普遍，“谁敢说自己没收过红包尤其是手术科室。”（2月22日《湖北日报》）

设立签署不收红包协议书这一道程序，主要起的是警戒意义——这种行为是违法的、错误的、不应该的。说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多数病人送红包，都有被现实胁迫之感。要阻止和拒绝红包行为，关键还是医生的态度。如果医生在立场上是坚定的，真的不愿意收红包，这种现象的消失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事实上，即使没有这一纸协议的提醒，判断也应该清晰明了，收受红包是错误的社会行为。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腐败，会削弱社会对医生足够的信任，让人们养成一种印象：在医疗服务过程中，金钱很重要，关乎医疗服务质量，没钱甚至会寸步难行。尽管在医者心目中，它并非如此。有无红包，在大原则上，医疗服务质量都是大同小异。毕竟，拿患者的生命健康开玩笑，就是给自己招惹麻烦和问题，谁愿意让自己被卷入时下最令人头痛的医疗纠纷或者事故中去。

难道，因为你没送红包，就会拒绝给你做那些救命的治疗？这不太可能。但红包为何看起来还如此重要。它的积极作用在于，会让医生因此提供更多“附加值”的服务。比如让病人感觉到，收了红包的医生在重视和尊敬的态度上就是不一样。注意力是一种资源，红包购买的正是优质和更多的注意力。它会凸显出病人的重要地位，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医生收回扣的动力当然不可能是医德败坏，因为他们想做“坏人”，这是荒诞的。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医疗的劳务价值被长年漠视，造成了分配机制的不公平。在市场环境下，作为医疗专家，如果他们提供更多的劳动价值，承担更高的医疗风险，在合法化的分配机制上却还在执行“大锅饭”的标准。普通医生诊疗费7元，教授诊疗费12元，难道就能够体现出医生这种脑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吗？在奖金收入分配上，依然如此。在多数医院，收入怎么分配？主要是由医院行政管理者制定的，过于追求平均化的行政思维比比皆是，临床一线医生没有话语权和博弈权，这是造成分配弱势的根源所在。

对游戏规则而言，分配机制的不公平产生的影响是颠覆性和破坏性的。当管理者开始不遵守规则，同时意味着在鼓励参与者破坏规则，但人们时常忽略了这一个事实。这才是很多医生愿意收取红包的原因所在。如果医院规则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在“悄悄”给自己发红包，那等于是变相地在鼓励医生收红包——我们可以这样做，你们当然也可以。不跟着做，就是傻子。

最后的结论是，真正起作用的规则不是纸面的协议，而是掌权者自己在怎么做，真正执行和贯彻的是哪一种标准？管理者真实的态度和立场，最后会悄悄地投射到医生的身上。当法不责众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掌权的管理者在带头破坏了规则，行使的是另一种潜规则，上行下效，才产生了坏的结果。

在红包协议这件事情上，让医生从不敢收到不愿收才是正道。

医生的劳务价值能够得到体现，在分配机制的规则制定上，让临床医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改革上来，体现出公平和合理的要素，体现出市场和劳动价值的要素，而不是长期由“少数人”决定。让医生收入透明化，才能够逐渐让送红包这种贿赂医权的坏现象离我们远去。

来源：中国网·观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