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在医生桌上的一张告知函

今天下午，戴戴路过海淀黄庄路口，一个人站在居民楼顶，风中飘动着一个大大的“冤”字。每半小时要路过此处一趟的班车师傅说，此人在楼顶很长时间了。下午4点我再次路过时，大大的充气垫已经就位，最终如何，不知道。

一小时后，微博上传来一则消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一位医生在医院里跳楼身亡。据说，医生有抑郁症，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被自己的患者家属围堵。

其实，医生与死亡天然如影相随。在现实面前，他们除了面临患者的死亡，还要面临不知何时可能临到自己的医暴死亡，以及这个职业带来的健康危机。

医生与患者死亡的距离有多远？

记得去年看医疗美剧《Monday Mornings》，有一个细节我记忆深刻，一名9岁的孩子在手术中死亡，Wilson医生在办公室里为自己的失误痛苦一撅不振时，另一位医生推开门告诉他，一个被“腰斩”的少年两分钟后到达，“给你30秒时间振作起来”。

我相信现实中一定有很多冷漠的医生，他们与患者死亡的距离是十万八千里。但我也相信，现实中有很多与Wilson一样的医生，由于这个职业，他们与患者死亡的距离只有30秒。

医生与医暴死亡距离有多远？

有一个微博很黑暗，专门关注死者的微博帐号，至今已关注了将近1600人，阴气太重，这里就不点名了。所以，我也不想去盘点这几年在医暴中失去生命的医生们。

谁也不知道，医暴死亡距离自己有多远。但我知道，当法律敌不过医暴，当不知道谁能保护医生安全的时候，有些科室主任不得已开始给自己的医生护士们准备防身用品，防刺背心、防狼喷剂……

在中国的医与患之间，已经立起了一堵厚厚的、坚实的“柏林墙”。这堵无形的“墙”能否让医生们距离医暴死亡远一点，也是个未知数。

医生与健康危机距离有多远？

在今年春节后，微博里的医生们热热闹闹地讨论起“医生怕体检”的共同话题，是华西医院的一位医生引出的：“一年一度职工健康体检，头夜，忽然有种读书那些年考试前夜的感觉。迈进体检中心，就像当年走进考场的忐忑。那时怕挂了，现在更怕挂了……”

我也不想去盘点几年来报道的医生因职业暴露带来的健康伤害事件，因为太多了。

不久前，戴戴在安贞医院心内科吕树铮教授的办公桌玻璃下，看到了一张告知函，要求“该员工必须调离放射工作岗位”，因为吕教授体内的放射剂量大大超出了国家规定剂量。

吕树铮是谁？

就像娱记们追逐各个时代的四大天王一样，在医疗媒体圈里，吕教授绝对是记者们追逐的天王级专家，人称吕铁人——20年前，他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冠脉内支架，至今是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个人例数最多的专家。

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他面临的自身健康问题何其多——

做介入手术时，医生虽然顶盔贯甲，穿着厚重的铅衣，但体内累积的X线辐射伤害非一日之寒。几十年下来，曾经一度，吕教授的血小板只有8万，正常值是10万到30万，碰哪儿哪里出血。由于铅衣长期的压迫，吕树铮的胯骨双侧股骨头坏死，在1995到1997两年间不得不拄着双拐行走。

我相信，如果倒退30年，吕树铮教授如果继续在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做瓦工，而不是参加高考之后成为一代名医，这些健康危机一定不会出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

医生与健康危机有多远？这个答案似乎很明显。

上周与这周的距离有多远？

对戴戴来说，仅仅是从中关村到德胜门的距离，一个微博认证的距离，一张离职证明的距离，一个结束与开始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是苦中作乐与累并快乐的距离……

原谅戴戴一周的不辞而别。总之，我将继续与医生一起工作，也会继续讲与医生一起工作时的八卦故事，而且会更精彩哦。

无八卦不生活。我是戴戴，回头见。

来源：医生医事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