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江夏区农村过度医疗和就诊现象增加

仅仅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湖北武汉市江夏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筹资水平就从50元提高到了265元,参合农民受益率从8.8%提高到了186.06%(受益率是用门诊、住院报销人次除以参合人数。2006年,江夏区住院率仅为1.8%,门诊统筹报销率为7%,2011年,该区参合人数达到34万余人,住院报销增至3万余人次,门诊统筹报销58万余人次)。这样一份成绩单,无疑让江夏区“新农合”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　

　　然而,就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参合农民覆盖率逐年扩大的同时,坊间对“新农合”管理体制、筹资机制、队伍建设以及用药目录等方面改革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夏区人大常委会围绕“新农合”工作,走访了辖区部分乡、镇、街卫生医疗机构,并与村医、村民沟通交流,力图从最基层的环节探究“新农合”发展路径中遇到的困惑。

　　村医丁玉强们的烦恼

　　丁玉强,江夏区郑店街劳七村卫生室的村医。　

　　去年年底,扎根基层近27年的丁玉强被评为全市优秀乡村医生,他常年坚守农村,走家串户为农民兄弟治病。他的事迹因为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　

　　作为推进“新农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农村医疗卫生室和村医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被当做江夏区村医典范的丁玉强,很自然地成为区人大常委会调研走访的对象。　

　　走访中,调研组发现,在“优秀村医”的光环下,丁玉强们其实也有很多困扰。　

　　“‘新农合’工作推行以来,随着参合农民逐年增多,受益率也逐年提高。但扎根最基层的‘新农合’定点村卫生室和村医队伍建设却不尽如人意。”丁玉强告诉调研人员,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后,农民医疗费用确实降低了,但伴随而来的还有村卫生室收入降低、村医队伍不稳定等问题。　

　　据了解,此前村医药品差价在60%左右,村卫生室收入主要依靠药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零差价制度后,药品利润几乎为零。这使得部分村卫生室收入明显下降。　

　　“‘新农合’在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时,也曾考虑到这一问题。”对此,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和平表示,由于该制度的实施,村卫生室的收入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单纯地依靠药品,转变为以公共卫生购买服务和补贴为主。　

　　“例如,村医看一个病人有5元钱的诊疗费,其中‘新农合’负责报销4元,病人自费1元。同时,‘新农合’还为每位参合农民购买了30元的公共卫生服务,其中村卫生室占10%。”王和平解释,这笔钱是按辖区服务人口计算,在考核合格后拨付,平均下来,每个村卫生室公共卫生经费大概每年4000元左右。另外,“新农合”还依照人口数拨付基本药物制度补贴10元/人。　

　　如此一来,少数过去收入很差的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因基本药物补贴、公共经费的固定投入,总收入较前持平,而许多以前收入较高的村卫生室的收入则明显下降。　

　　过度医疗和过度就诊现象增加　

　　事实上,村医们所反映的问题,只是“新农合”发展中遇到的困惑之一。　

　　自江夏区启动“新农合”以来,参合人数从2005年初的80%提高到去年的98%,累计报销金额已达到了2.8亿元。农民得到了实惠,参合积极性日渐高涨。　

　　但这样骄人成绩的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隐忧。　

　　“就拿用药目录来说,目前,城镇医保与‘新农合’在基本药物零差价目录项目上仍有待均衡。”王和平说,现行医保制度下,城镇居民用药目录有2500多种,而“新农合”仅990种,城乡医保待遇差距较大。　

　　“此外,由于门诊家庭账户使用率不高,2009年江夏区政府开始实施门诊统筹,这一举措使门诊就诊人次大幅上升。”王和平说,区卫生院、村卫生室工作量增大,特别是卫生院就诊人次翻番,医护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　

　　不仅如此,江夏区现行“新农合”筹资方式,是由村干部在年底集中上门收取农民个人缴费部分,但全区30多万农民,都上门收取,工作量大且成本高,一些外出打工人员还要返乡缴费,既不方便,又增加了农民负担。　

　　另一方面,在现行医疗体制和“新农合”第三方付费的模式下,过度医疗现象增加。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现行医疗收费为按项目收费,服务项目越多,收费也就越多。　

　　“‘新农合’补助资金既刺激了医院也刺激了参合农民,一些农民因为就医有补助,其过度就诊的冲动也随之而来,而个别医院为了发展,增加项目、过度用药、过度检查和诊疗等现象也时有发生。”王和平说。　

　　建议筹资标准与当地经济指标挂钩　

　　“尽管‘新农合’工作的开展还存在一些困惑,但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中受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于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王和平认为,探索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新农合”长效管理机制是当前促进“新农合”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武汉市‘新农合’以区为统筹单位,统筹范围较小,基金量小,抵御风险能力差,市政府应考虑建立市级‘新农合’管理平台,实现市级层面上的统筹。”　

　　王和平建议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将“新农合”筹资标准与该地区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挂钩,以确定每年农民个人缴费,中央、省、市、区财政配套的增长幅度,使“新农合”筹资增长幅度制度化,并逐步加大省、市、区财政配套资金的增幅,以此减免农民个人筹资部分。　

　　对于村卫生室和“新农合”工作人员及村医队伍建设,调研组认为,村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卫生网络的“网底”,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健康,建议市政府将村卫生室一体化建设、基本药物零差价后村医的待遇、养老福利等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同时加大对乡村医疗机构的建设,改善其工作、生活环境,广泛开展城乡医生交流、教育培训活动,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典型。　

　　调研组还表示,现行的医疗体制与“新农合”的基本医疗保障要求相违背,迫切需要加快医疗体制改革。解决医疗机构以药养医、过度检查、增加项目等行为,财政部门也应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　

　　“建议市政府采取措施,逐步缩短基本药物目录零差价城乡不均衡的现象,同时理顺补偿机制,进一步推行支付制度改革,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动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王和平说,“只有不断探索‘新农合’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高服务水平,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来源：检察日报